我最初认识高梦旦先生，是在民国十年中秋节之前一二星期。那时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我却闲居在上海，替一个旧学生新办的一间小书店主编一部丛书。给我们介绍的人，就是胡适之先生。因为高先生担任商务的编译所长多年，自己常以不懂外国文字为憾。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商务努力出版关于新文化的书籍。高先生认为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对于新文化的介绍，不免有些隔阂，因此屡屡求贤自代。他看中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之先生，盼望他能够俯就商务的编译所所长。经过了多次劝驾和拖延了几个年头，胡先生毕竟碍于情面而应允了。但是胡先生的应允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是先行尝试几个月，如果尝试之后认为予自己的性情不合，仍然要还他初服的。那时候胡先生正在北大任教。为着便利尝试起见，择定民国十年的暑假，暂时不用名义来商务编译所视察两个月。经过相当时期之后，胡先生把商务编译所的内容和工作都研究清楚；一面提出改革的计划，一面却以编译所长的职务关于行政方面较多，与他的个性不很相宜，便对高先生说明他的意旨，打算尝试期满仍回北大教书。高先生是极重信义的人，也是最能尊重他人意旨的人，因此，他对于胡先生继任编译所所长虽然害了好几年的单相思，但是经胡先生坚决表示意旨之后，他便不敢强留。于是不得已而思其次，请求胡先生找一个替身。他因为崇拜胡先生，便以胡先生认为适当的人是没有不适当的。事有凑巧，胡先生从前和我有同学之雅。当他出洋留学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他回国任教于北大的时候，我已经回南方，直至这次来上海小住，我们才有机会话旧，而且常相过从。他从前知道我对于读书做事都能吃苦，又曾发见我于青年时代做过一件呆事，把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次留沪相聚，又知道我十年来读书做事的经过，和新近从事编译事业。那时候不知道他怎样决定下来，事前绝对没有和我商量，便把我推荐于高先生，作为他自己的替身。高先生对于我从前并无一面之雅；对于我的著译，据他后来对我说，虽略经寓目，却没有看出甚么特色。可是一经胡先生的推荐，他便豪不迟疑地郑重考虑。经胡先生介绍我们一度晤谈之后，他便向商务当局提议举我自代。我昵，因为正想从事编译工作，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给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是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就大着胆去尝试的。因此我除了提出和胡先生从前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给我三个月尝试再行定夺外，也就一口答应下来。记得从民国十年的中秋日，我便到商务编译所开始工作。初时我并没有什么名义，每日承高先生把编译所的工作和内容详细见告，并由高先生随时把种种问题提出和我商量。这样的过了三个月，他便要求我正式接任编译所所长，并应允和从前应允胡先生一般，于我接任编译所长之后，他仍留所内，改任出版部部长，随时助我处理所务。我在这几个月中，承高先生开诚指导，并承他将来继续相助，同时我对于这件工作的兴趣也很浓厚，因此便正式接受了。从此以后，我便和高先生直接共事六年，到了民国十六年，高先生因为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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