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从事革命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但因学业关系，行动上并未参加。1908年(光绪末年)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那时先生时时路过旧金山，但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某日，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见面地点是旧金山唐人区Stockton街一个小旅馆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这位朋友就是湖北刘麻子，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又同是旧金山《大同日报))的主编。《大同日报》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因这关系，所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麻哥为人很有趣味，喜欢讲笑话。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但极爱听笑话，每听笑话，常表示欣赏的态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谒见先生，所谈多为中国情形，美国时事，若干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详细已不能记忆。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故空气极轻松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所以我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很随便的。
此后，先生在旧金山时，因报纸关系，时时见面。武昌起义时，我尚在报馆撰文，刘亦在。而先生来，谓国内有消息，武昌起义了。闻讯大家都很高兴，约同去吃饭，一问大家都没钱，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谈得很多，亦极随便。大家偶然讲起《烧饼歌》事，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实洪秀全时人所造。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一次，明太祖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刘谓此话讲不得；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朝外面一看，只一小太监。问之，但以手指耳，复指其口，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大家听了大笑。
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的。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Parliamentary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先生时时不忘学术，经常手不释卷，所以他知识广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
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及夫人。此时，先生正着手起草英文《实业计划》，并要大家帮他赶写。我邀同余日章先生帮先生撰写。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我与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戴季陶、张溥泉、居觉生、林子超、邹海滨诸先生，即于此时认识。
有一时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托我向先生请求。先生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我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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