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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二十八岁(1)(第1/2页)
    金性尧

    1955年到南京时,在雨花台逗留了一下,原是去游览的,也没有特别印象好说。十五年后,重临其地,却为了扫墓而去,墓中人是我的长女。当我们拔去了野草,点上了清香,把一个小小的花环放在石阶上时,一阵风来,那香烟便袅袅上升,随即似断似续,散在空中,终于消失了。但我相信,它在太空里仍会散发着馨香。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面对亲人的坟墓时也会感到,幽明之间,自会有一种精诚在脉脉流通着。

    我们去的那天,清明节已经过了半个月,要扫墓的都已扫:过了,周围非常寂静,偶尔只有几声鸟啼。是的,如果不是为了扫墓,这地方本来不大有人去。她也许在责备我们,到了清明,还不见一个亲人来望望我。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在中学时,她妈妈老是以喜悦的感情,说她是在红旗下长大。这话原是事实。可是出于慈母之口,又另有一种感情。她是1939年出生的,文艺界一些朋友,曾经抚弄过她,有的还和她拍过照片。亿万人民渴望的新中国成立了,她梳着小辫子,悬着腰鼓,在祖国的广阔大道上扭着秧歌。到了二十八岁,她已经担任了外语系的助教,这个小人物便陨灭了。当时新婚才六个月,还带走了一个未临尘世的胎儿。这时候,红旗也在祖国的大地招展。

    她的原籍是定海,出生于上海,陨灭于常熟,安葬于雨花台,因为她的公公婆婆也葬在那里,当时我和我妻子却还漂泊似的苟活着。她留下的就是那么几颗脚印,那脚印却是干净而坚实。

    她并不是为了说过“江青就是蓝苹”之类“防扩散材料”而遭受迫害的。半句也没有说过。只是因为怀孕缘故,在下乡之前曾到医院去检查,由于初次怀孕,不熟悉检验手续,送去的不是清晨的小便,因而在上海多留了一天。到了乡下,便成为迟到,那时候下乡劳动就像朝拜圣地一样。其实她在上海时已经向组织上请过假,组织上知道她怀孕,还叫她不必下乡,但她还是下去,连棉被都带去。到了乡下,受到责问时,她就理直气壮地顶住了。接下来就横施压力,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小人物的身价大为增加了。

    她主动接近贫下中农,就说她是“腐蚀”;她带去驱蚊剂,就说她”扩大城乡差别”。她在遗书中说:“我句句驳回去,一句也没有接受”。逆我者亡,历来如此。她死的那个乡下,据说是林彪树立的“红旗单位”,这就更犯了“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威信”的大罪,正像她丈夫说的:“不死也有罪,死了更有罪。”她在遗书中曾说“死不瞑目”,这本是一句常语,可是十年中有多多少少逝者的双眼是无法闭上的。这些逝者,生前又都是强者,从而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

    如果暴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末,在我的心头却有个鲜明的形象在浮动:8月的带有暑意的晚上,一个怀孕两月的年轻女教师,挺立在祖国的江南旷野里,面对瘟神而无所畏惧。她始终以赤子之心拥抱着社会主义,凝望着五星红旗。她的头上是碧澄澄的青天,明莹的月亮永远为她作证。

    为什么要选中她?当然还有一些外因和内因,例如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时已打入另册,五口之家被赶到一间矮平房里;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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