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当时住在虹口江湾路花园坊，走出来经过虹口公园，不远就是内山书店。每次跟三叔出去或回家以前，常常到那里转一转。在那里不止一次遇见鲁迅先生，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是跟三叔一起还是跟父亲一起，因为每星期日早晨常常跟父亲出去散步，也要到内山书店坐一会儿。他们和内山完造先生总是说日本话。我深深记得的是鲁迅先生和蔼的笑容，很特别的是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姿势。有一次，三叔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我这侄女是学画的，你有什麽画册给她一本吧。”后来，果然送了我一本《引玉集》。更珍贵的是，1936年初，送给我那本用珂罗版宣纸印刷的八开本《柯勒惠支版画集》，有鲁迅先生亲自用毛笔写的编号“37”，我一直保存在上海家里，抗日战争也没毁掉，解放后才要来放在自己身边，直到十年浩劫被“劫”去便没有再回来，这是我损失的书中最大的损失。
在《鲁迅日记》中，1932年l0月5日记载着：“晚达夫映霞招饮於聚丰园，同席者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据母亲回忆，席间三叔曾和鲁迅开玩笑说：“你又交华盖运了吧？”后来就作起诗来，也可能只是一两句吧，那就是一星期以后鲁迅为柳亚子书成条幅的那首有名的“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运交华盖欲何求”的诗。
达夫和鲁迅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自从1923年达夫在北京认识鲁迅以后，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达夫特意从福州赶到上海送葬，十三年中始终联系不断。从《鲁迅日记》中所记，见面和通信最多的是1928和1929年，每年都有五十余处，多数是“达夫来”或“达夫与映霞来”、“得达夫信即覆”，或与其他人同在“陶乐春”、“中有天”吃饭，或“达夫送来××稿费××元”，或互赠陈年绍酒、食物、小孩礼品和各自出版的新书。有一处“达夫来并赠杨梅酒一瓶”，当是我们家乡富阳特有的家庭自制的杨梅烧酒，是将带核的圆圆的鲜杨梅泡在烧酒里，十天半月以后酒呈红色。父亲和三叔都爱喝这种酒，我们小孩只给吃一个泡过酒的杨梅，就觉得醉醺醺了。日记中有时记着达夫上午来过一，晚上又和达夫在内山书店“谈至晚”，或刚刚见过面又收到信。生活上的密切来往说明他们不仅是一般朋友，而是共同事业的合作者，在险恶无情的政治环境中，又是“相濡以沫”的支持者，以鲁迅的癖性，在和创造社、太阳社闹翻对骂的情况下，竟对政治态度、文学见解并不完全相同的达夫另眼相看，说他没有“创造”面孔而可以亲近，主要就是由於彼此性格上的执着率真这一点的默契吧。
在达夫的日记中，和鲁迅合办《奔流》杂志，是从l928年3月6日起意的。在当天的日记中：“过鲁迅处作闲谈，他约我共出一杂志，我也有这样的想头，就和他约定於四月六日回上海后，具体的来进行。”4月20日，“鲁迅和我合出之杂志第一期，打算译一篇屠格涅夫之《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原文题目和作者是英文)。5月9目的日记说，当天下午译完一万七千余字，晚上送稿子去，“和鲁迅谈到九点钟才回来”，并说在译稿附言里又发了几句牢骚。那牢骚可能是比较隐晦的，而在日记中却赤裸裸地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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