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
我妈妈生下兄弟姊妹共十多人，大哥黄祖芬出生于清光绪末年，正是孙中山等领导的反清革命潮流澎湃．之际，先父冷观先生，在香山(后改中山)县奔走革命，大哥即勤助母亲，操持家务。父亲遭袁世凯爪牙、广东督军龙济光速狱，大哥还是青年，四出奔走。后来父亲出狱到香港任《大光报》主编，大哥得以就读华仁书院，结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兼任父亲所办的中华中学英文课。其时父亲以劳瘁致疾，经常卧病，家务校务，逐渐由大哥肩负这副担子，其时二哥英年早逝，四哥为了愤恨日寇侵略，离开香港，经延安派赴晋冀察边区，最后在敌人5月扫荡下壮烈牺牲。我在l932年淞沪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到了上海。其他弟妹的衣合教育，都是母亲和祖芬操心。由于大哥早年就饱经风霜，所以他个性沉默，克俭克勤，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勤恳培育下一代，读书之外，没有其他嗜好。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结下一笔总账是：给予人的多，取诸人的少，那么祖芬就是这样一位典范，而这种人，往往又是不大被人注意的。
大哥祖芬逝世，我因远在澳洲，无法来香港奔丧。现在已过数月，从亲友来的电传及剪报中，知道悼念仪式、丧葬等事已经完毕，给自己记下一点哀思，向国内朋友介绍一点他的生平事迹，我想，还是必要的。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无须惊动社会，我曾经半开玩笑(其实是很认真的)写下两次“遗嘱”公之于世，大致是：不搞追悼会，不出丧，不发“讣闻”，不要骨灰盒，不留骨灰等等。但这仅是我个人对自己身后的处理方式，我自然也尊重别人和自己亲友的方式。这次的追悼仪式，听说亲朋学生，约有一千多人(当然绝大部分应是他的学生)，可见一个好人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他的人还是不少的。
大哥在我们父亲冷观先生生前创办的中华中学教书多年，1938年父亲逝世后，他接着主持中华中学。日寇侵港时一度在广西柳州筹办复校，不久柳州沦陷，辛勤筹划的学校就随之荡然。日寇投降后，大哥回港恢复了中华中学，直到70年代，中华中学又改为育华中学，他为香港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说大哥奋斗了一辈子，这不是空话，二三十年代，在香港主持一家私立学校是十分艰苦的。学费抵不上物价，年初收入的学费，马上要还去年韵欠债。家中经常一贫如洗。甚至靠母亲做点心补贴。大哥不爱交游，不近权贵，全心全意地把心思放在教好学生做人向学、读书明理。他可以说是教书之外，什么嗜好都没有的“完人”。(现在已九十余高龄、抗战初期在香港曾和祖芬有来往的文艺界前辈夏衍，当年曾戏称祖芬为“万世师表”。)
教师和学生，都亲切地称祖芬为“芬先生”或“黄校长”，黄校长是始终受到尊敬的。我曾对朋友说：我哥哥是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他“闲静少言，不务名利”。这“不务名利”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首先是教育家的“身教”，对同事、对学生以身作则；其次是当年殖民地气息浓重的香港，激发他的爱国情绪，日寇的侵略，更使他明白一个教育家的沉重担子，他孜孜于教育青年，目的是让后一代明白，自己的“小我”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国家民族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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