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级的挂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这其间，他开始深入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赵安邦谈话时对苏联计划经济系统崩溃的预言竟得到了验证，其他类似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相同的崩溃，而崩溃后市场经济的重建却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他的立场观点因此发生了动摇和转变，嗣后结合中国国情和宁川稳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写了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有一篇还上了《人民日报》。可赵安邦和宁川市委的大小官僚们就是没谁看得见，市经委主任换了两任，经济研究室主任换了三个，哪次和他都没关系，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冻着。
这四年是宁川高速发展的好时期。市场经济在摘掉了姓资的帽子之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涌到了宁川这片热土上。仅一九九五年签订落实的项目利用外资即达三百五十多亿，一九九六年更创下了五百二十二亿的空前纪录。平心而论，赵安邦和他的班子干得不错，宁川的发展速度不但远远把他研究的东欧国家抛在了后面，也把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抛在了后面，宁川作为汉江第一经济大市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对老领导于华北的个人感情有多深，面对宁川奇迹，方正刚都不得不承认：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用对了人，如果真让于华北在宁川主持工作，也许就没有宁川的今天了。
恰在这时，他的机会也来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从一篇论东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论文中认识了他，建议调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来。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准备让他任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搞宏观政策研究。不曾想，赵安邦却指示宁川组织人事部门拖着不办，他一气之下，闯到了赵安邦办公室讨说法——这是四年前那次谈话后的唯一一次谈话，火药味仍然很浓郁。
赵安邦还是四年前的老样子，一脸不加掩饰的讥讽，“方克思，你现在不是要搞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搞点微观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情，像主席说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见，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机关去，而是下基层！”
方正刚恼火道：“赵书记，如果这是你的个人建议，对不起，我不考虑！”
赵安邦不咸不淡地说：“哎，为啥就不能考虑呢？你小伙子担心什么啊？”
方正刚直言不讳，“赵书记，我担心解剖麻雀的结果是被麻雀琢瞎了眼！”
赵安邦坚持说：“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到宁川哪个县做副县长或副书记！”
方正刚根本没兴趣，“赵书记，我希望你放我一马，别再搞我的报复了！”
赵安邦笑了，“报复？你是谁？方克思啊！于华北同志那么器重你，焕章书记又看上了你，我敢轻易报复啊？小伙子，我真是为你好，你回去再想想吧！”
方正刚却不愿再想了，“赵书记，我早想好了，四年前我就该离开宁川！”
赵安邦有些无奈，这才吐了口，“好，好，既然如此，我放你走就是！”
方正刚立即抱拳，来了个颇为夸张的大揖，“谢谢，谢谢赵书记开恩！”
不料，赵安邦脸一拉，“迟早有一天，我还会让你下去，这话你记住好了！”
方正刚以为，这只是赵安邦随便说说，没想到两年后赵安邦真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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