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方面应该是一个诗人，另一方面他还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深邃学者，他应同时具备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深邃，他应是诗的想象与哲学的思辨的混合。从本质上说他应该是社会上最具有历史感的那一种人，他们不仅为现实写作还为未来写作，不仅为民族、国家写作，还为人类写作，然而为什么事情恰恰相反？他们的著作成了这个时代最没有历史承受力的？
作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埋头捕捉各种生活细节，沉湎于生活表象的那种人，他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历史风云际变，在现实的人生声故事中感受世态的变幻无常。但是，很显然仅有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对人类历史等外部客观的兴趣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与观察者主观没有关系的客观生活现象，作家所要揭示的并不是生活表象真实，读者对这样的真实并无多少真正的兴趣。作家，只有从他的对人类、对历史的整体性柔情和关怀出发，让自己博大的历史悲悯和人类情怀照亮眼前的事事物物，按照自己对于人类的整体性立场来关照生活表象，以一个爱者、思者、超越者的身份去展示过去、描写未来、揭开当下的时候，我们说他才真正地获得了写作的立场。
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他才获得了卓然独立的作家人格，他的写作风格才不会因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盛衰而随波逐流地亦盛亦衰，他的风格才能在超越历史的意义上为更多时代接受，他的语言才能横跨有限的时空跟几乎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文学艺术精神生活紧密关联。
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事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的独特的时代命题，这些命题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仅仅当下才是有意义的，超越了当下的语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于这样的当下性命题，作家们是否应当拒绝呢？难道它不应当放弃或者反对吗？不应当从历史的高度和人类的广度上来选择他的题材，而拒绝那些注定要被淹没的时效性材料吗？不是如此。比如鲁迅，如果他不是那么深切地对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心，就不会去写杂文，今天，尽管我们会说鲁迅在杂文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应当把精力集中于小说创作，鲁迅过度关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人类使命、超历史使命云云，但是，换角度而言如果鲁迅不是那么真切地观察了他的时代，他如何能在小说创作中捕获得对人类、对历史的种种超越性见解呢？他把中国封建史概括成“吃人”的历史、用“阿Q精神”来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都是来自于他对其时代生活的敏锐观察。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视角实际上都来自于个体视角、民族视角、国家视角。但是，反过来我们又要说，任何人类视角、历史视角都不仅仅只是个体视角、国家视角、民族视角、时代视角，而是对这些视角的超越。
但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要为自己的时代作出牺牲，他不仅要为超越的世界写作，还要为现实的世界写作，就如同哈维尔、索尔仁尼琴、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一样，他们为未来而写作，同时也为现实而写作，并愿意为此而付出重要代价，有的时候甚至为此而流放、监禁和牺牲。就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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