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团官兵，营长只剩一人，连长全部殉难，排长只剩4人，士兵只有120人。
向文彬走向电话机，只见通信员王一石已倒在壕沟里，左肩以下被弹片斜切而过，血肉模糊，右手却死死抱着电话机。
很显然，炮弹飞来时，他用身体护住了电话机。
向文彬轻轻地绕过他的的身子，拨通了旅部电话“报告旅长，阵地收复了”
此时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哽咽
连日来，从军长杨森到淞沪战区第6兵团长官薛岳，各级指挥官都在等候向文彬团的战报。
阵地如不能收回，日军占据有利登陆点，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捷报迅速层层上报，直至南京。
电话中，国防部传谕嘉奖
“向文彬作战有功，升少将团长，赏大洋6000元。”
这本来是口头任命。
第二天，南京发来正式电文
第三天，“20军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率部奋勇出击，收复桥亭宅、顿悟寺阵地，着即晋升为少将，并奖奖金6000元。”
这是一个奇迹。
就在几个小时前，向文彬刚刚晋升为上校。
短短的三个小时内，向文彬连升两级，由中校直接晋升为了少将
在和平时期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战时不得已的措施。
升官，加上奖金，激发前线将士们决死一战的决心
不过，向文彬的少将军衔，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职务军衔，而不是正式军衔。
1934年，国民政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将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
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
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
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过去惯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
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
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1年半，中尉升上尉2年，上尉升少校4年，少校升中校3年，中校升上校3年，上校升少将4年，少将升中将3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
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17年半的时间。
这一下子矛盾来了，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
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14年。
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这也就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独立旅上尉旅长这样的笑话都曾经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