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国。再者说，谁会为了一个任人都可欺负的中国，而得罪军事强大的日本？
英、美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当日本的说客，实在是没什么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所以这样的有持无恐。就是摸透了英、美等国的心理。
很多人说：这时的袁世凯正坐着当皇帝的梦，他像所有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总是把“攘内”当做最大要务。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国民党和所有反袁势力，哪有心思抵抗日本。
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正好可以借坡下驴。
也有人说：但凡有别的选择，试问谁愿意签这个约，当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呢？
还有人说：当时民国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曲意向日本屈服，不可能像段祺瑞所说的那样，与日本决一死战。袁世凯一方面假意答应日本人，一方面将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致使国际舆论哗然。最终，日本人强迫中国成为保护国的计划不了了之，只能以《民四条约》作为代替。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这个历史事件究当如何去看呢？笔者认为，无论对袁世凯其人是好还是恶，历史事件还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无论如何，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五月八日下午八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泪随声下的演说，宣布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把日本另案讨论的第五号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并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表示诚挚的感谢。
会议上商议如何答复日本，开始的意见用长文答复，叙述一下谈判过程、发生的争论和进行过的修订，可能是后来觉得，怎么说都是很丢人的事，不如干脆改为简短的复文。
当日晚间，外交部连夜准备复文，有关第五号福建一条中“日后另行协商”一句，外交部和日参赞不幡酉吉在电话中争论甚久。日本方面要求袁**把中国的复文底稿，提早透露给日使阅看。
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持复文底稿至日使馆，给不久前坠马受伤的日置益公使阅看。
日置益看到回文后，因“第五号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而大发脾气。
坚决地表示：“这项复文我不便接受！”
施履本只好持稿匆匆赶回外交部，向曹汝霖请示。
曹乃在复文底稿上加了 “容日协商”字样，仍令施履本持往日使馆送请复阅。日置益复按照自己意图，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至八日深夜一时才告完毕。
袁世凯第二天知道了又作了一些屈辱的让步，大为光火。不知是真心还是故作姿态，当然亦或是借题发挥和迁怒与人，当即痛骂曹汝霖不该未经请示而擅作主张，马上把已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
五月九日下午一时，中国的复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自送到日本驻华公使馆，复文全文如下：
“日本公使于五月七日下午三时亲以日政.府哀的美敦书送交 中国政.府，并附以说明书七条。该哀的美敦书之结语云：
“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于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交 出满意之答复，倘届时不能得满意之答复，则日本政.府将施用日本政.府以为必要之方法。今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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