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建制，而是在出动军队时由士卒自行解决。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是，部落士卒不得不拖家带口一起奔赴前线。部落中的老幼跟在军队之后放牧牛羊，随时供给大军粮草食品上的消耗。
但这种方式除造成军队行动迟缓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前线打赢了还好，如果一旦战场失利，老幼妇孺很难逃走，大量被唐军俘获。唐朝对此时吐蕃军队的评价是“辎重疲弱”。
很显然，负责放牧牛马的不会是吐蕃军队中的战兵，而以老幼妇孺为主的协从人员，在在战斗中往往会与主力部队脱节，被袭击的唐军大批俘虏，这便是唐史所记“吐蕃辎重疲弱”的原因。
这种全民皆兵、自带后勤的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除了打仗，饮食等依旧操持游牧习俗，只是将打仗融入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是吐蕃人在部落军事制度下，军事生活的主要特点。所以，唐史中吐蕃军队动辄数十万人，其实指的是整个部落军队的总人口，而不是战斗人员的数量。
大非川之战后，受迫于后勤供应的压力，吐蕃军队仍旧必须保持冬夏不同草场的轮牧特点，这也造成了唐蕃战争中非常明显的节奏性。
夏季，吐蕃军队向青海草场游牧，河陇军力相对空虚，而河湟军田中的农活较少（唐朝边军也是边镇屯田的主要劳动力），唐军反击主要集中于此时。而到了秋季，河湟麦熟，寇边掠夺的收益明显提高，吐蕃要来自己认为的“吐蕃麦庄”里收获唐军帮忙种的麦子。
大唐后期兵疲将弱，财源枯竭，导致边关不靖，有点像北宋时期契丹的打草谷。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周边是吐蕃主要的冬季牧场，岁岁秋防成了唐军的主要工作，为了缓急防守压力，唐军每每以焚烧草场的方式防御。“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西门外皆为贼境，樵苏殆绝，收刈禾稼，（蕃军）必布阵于野而收获之。获既失时，所得多空穗，于是泾人有饥忧焉。”
唐志不免感叹，历史的惯性非常强大，薛仁贵还是被推到这个位置。只是自己不是郭待封，可不会眼红薛仁贵的功劳。薛仁贵也是，自己带着一大帮兄弟在前面捞好处，其他人只能喝汤，难怪人家不愿意，这也说明唐朝的核定军功的制度有问题。
既然朝廷没有钱养御林军，经费都要自己解决，所以唐志提出建立青海建设兵团，这是集农、工、商、军于一体的准军事组织，拿起武器战斗，放下武器屯田，受鄯州都督府的直接管辖，独立核算，不受地方政府管理——唐志对于大唐地方政府实在没有信心。
现在鄯州的经济支柱是皮货、羊毛加工，可以在这里设毛纺厂、皮革厂、酒厂，再把最赚钱的机械加工厂也建起来，屯田、放牧，这些都要专业人员，唐志是一窍不通，需要朝廷配备。娄师德和一些新科进士正在商学院学习，本来是要打发到泉州的，这次让他们一起先去鄯州。
同时还要召集一些知识分子过去开办学校，特别是对于牧民的教育，要建流动学校，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兴业学校的学生太小，学业没有完成，所以需要朝廷出面解决。
在鄯州府湟源县设立和雪区交易的茶马互市，另外在陇右道松洲也设立茶马互市，税收归兴业公司。唐志记忆中有三条和藏地茶马互市的道路，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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