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小宝，你说的太好了，国库没有银子，内忧外患。与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处处为难，这烂摊子，朕只要一日多想，那日就头疼脑涨，什么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宝，知道朕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因为你是头一个主动向内帑交银子的官员，只有你小宝的心里有大明，有朕啊！”
韦宝一汗，敢情，皇帝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往内帑连连交银子而欣赏自己的啊？
看样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银子，皇帝更需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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