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太僵,现在低三下四去求她,‘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她做不到。”明辉斟词酌句解释。
这个解释显然荒谬,事到如今一个做妻子的,为了自己丈夫的安危哪里还顾得上自尊面子?换了其他人,只要能给丈夫减刑,哪怕朝毛总下跪求饶也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袁家确实存在侵犯股东利益的错误行为。
黄灿回想起袁妻翻查丈夫碎纸残页时那张面无表情苍白的脸,再想想她拖延时间并不着急施救的种种有违常理的行为,不难想见,袁家夫妻感情间隙实在不比袁与毛的浅。
难道袁妻另有谋算?一个家庭妇女能有多深的怨恨和心机?黄灿思忖着,猛然听见电话那端的追问,赶忙拉回思绪问道“那明总有什么打算?需要我做什么?”
“是这样,今晚我约到了一位对案件至关重要的关系人吃饭,假如人家给面子肯提点一二,就能搞清楚案件可转圜的余地在哪儿。我想,恳请你能陪同一道出席。”
“我吗?为什么是我呢?您知道的,我只不过是袁总手底下一名普通员工。”显然明辉找不到其他老板肯趟这趟混水。倘若他因为听到些闲言碎语,也暗示自己与袁力行关系不一般,那她必然会立刻回绝并挂断电话。
然而明辉没有丝毫隐晦,开诚布公道“我知道这件事很为难你,保证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当然能单独赴约,但事关重大需有人证。”
黄灿明白了,人言可畏。她能理解但心下并不十分情愿,拿着电话挣扎踌躇了许久,想到这算是她能为乘星和袁力行做的最后一件事吧,终于答应下来。
下班后明辉开车来接她,俩人驱车前往约会地点“一品鲍鱼”餐馆。
在车上明辉再次向她道歉并表明苦衷,并交代与关系人的交谈询问等全由他出马即可,让她不必紧张。她明白这场约谈的重要性,这种特殊场面中的关词暗语也不是自己胆敢插话接口的,自己顶多发挥个倒茶斟酒陪礼的花瓶功用。
一路围绕着袁力行案件交谈,黄灿问到看守所情形,明辉曾听有相似经历的人讲过,对于常人而言里面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折磨。
据说嫌犯刚进去时要脱光全身检查包括肛门生殖器,冲冷水消毒剃光头,前几天每天盘腿坐八个小时不准动还背几十条监规,做不到的要挨打,天天吃不饱饭。没有任何自由,大小便要喊报告,不批准就不能上厕所。每天还要强制劳动1012小时以上。住宿条件很差,二十多个人住在一间,大小便也在囚室里面,臭气熏天。此外还要戴上手铐去审讯室提审。
黄灿听得感慨万千,也不知此时袁力行是否深悔自己行差踏错,以至遭受皮肉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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