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昼夜兼程飞赴成都。在成都郊外，桓温三次击败成汉军队，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匆忙弃城逃往广元昭化。在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作为割据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他们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都客死他乡。桓温是东晋名将，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他相当多的轶事。从其中一则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名将身上的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桓温北伐经过故乡时，看到早年种的小柳树已长至十围，于是为之流泪，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但是，在对待平定成汉，防止蜀中再次割据的问题上，桓温一点也不浪漫，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容易被人利用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于是，他下令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这是成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第一次毁城之殇。
时间是抚平创伤的最好的医生，对人如此，对一座城市亦然。当桓温以一个政治家的冷酷将成都少城完全拆除之后，人事代谢，江山鼎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重建，到了天下再一次归于一统的隋朝时，成都呈现出一派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唐代，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的城市面貌又一次被刷新，那就是罗城的修筑。878年，唐朝皇帝――是时为唐僖宗――批准了高骈修建罗城的请求，其情其景，就好像唐僖宗未卜先知地预测到了自己将在三年后由长安奔赴成都避难一样。这座名为罗城的新城，它以张仪所筑的秦代成都城为核心，再向四面扩展，不仅将秦城完全包容于内，还新开拓出巨大空间，以供此前已显得非常拥挤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地方建房造屋。罗城周长为二十五里，相当于秦城的两倍。更为重要的是，罗城将原来流经城西绕城南东流的郫江改道，由罗城之北绕城东南流，从而利用岷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完整的环状护城河。同时，原有的郫江河道仍然予以保留，将其从城中由西北向东南划过并与此前开挖的解玉溪和金水河相连，成为市民的饮用水源。
成都遭受第二次毁灭性打击是宋元交替时期。众所周知，宋太祖惩五代时期军人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安全之训，将宋朝设计成了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由皇族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家。军事上软弱之时偏偏又列强环伺，因而长期采用金钱换和平的办法，虽与周边异族政权不时有摩擦，但总算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但到了北宋末年，北方林子里骑马射箭的女真人牧马南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康王赵构南逃杭州再续大统，是为南宋。与北宋相比，偏安的南宋更加弱势。在南宋和金，以及后来灭了金的蒙元的对峙中，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这时已不再像唐朝那样是安全而稳定的后方，而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前线。由于蒙元和南宋都意识到四川的重要战略意义，因而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便空前激烈，顺理成章的后果就是，四川，尤其是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它罹祸的频率便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即便是南宋末期，南宋方面出于种种考虑，主动放弃成都，将兵力压缩到川东一线，以确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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