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圣”折弯士人道统
一部分文人因“颂圣”名利双收，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甚至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
资中筠先生风度翩翩，见者无不倾倒。很多女性说，但愿自己红颜老去时，也能这么好看。资先生是当今学术界最受尊敬的老前辈之一，晚年推出五册《资中筠自选集》61，广受赞誉。
资先生有一篇文章很有趣，题为《关于我的履历》。公共场合常有人提及她“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她不以为意，后来愈感不是滋味。她说，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她后来深感厌倦，对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或许羡慕，她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
资先生有点不解：工作半个多世纪，仅短短五六年有过帮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她自谦后半生虽碌碌无大成就，但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
为坚守独立人格，资先生不厌其烦以正视听，风骨卓然。然而像她这样坚守知识分子道统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个问题，她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分析透彻，令人震撼。
资先生追溯先秦诸子百家，看看当时的大思想家是如何与政治人物打交道的。她发现孟子“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
战国后期，知识分子的气度已变。《战国策》里那帮人不再是“帝王师”，只是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是“谋士”，总是准备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他们的目标是助王称霸，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他们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此后，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在尊崇孔孟之道的时代，“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家国情怀。第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三，喜欢“颂圣”，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见用则“皇恩浩荡”，获罪则“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士人这三大精神特质，在“五四”时期有了一个鲜明变化。知识分子告别“颂圣文化”，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当时虽是专制政府，高压统治，甚至搞暗杀，但知识分子总体上保持着气节和价值共识。比如张奚若62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后拂袖而去，从此拒绝参加。知识分子敢跟政权作对，不怕官员的脸色。
1949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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