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首先诺贝尔文学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是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伟大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的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一些作品也并不是让我们很佩服。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包括《蛙》，刚才我都没愿意说，他不是说我向洋人献媚，而是说我拿这个作品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向都是被这个诺贝尔奖搞得坐立不安，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想献媚就献上了吗？你想为了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所好就投上了吗？你知道他喜欢什吗？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配出一个得奖作品的配方吗？别说诺贝尔文学奖了，我连茅盾文学奖的配方都不知道。所以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令人很不愉快，谈起来也让他们受刺激。再一个就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的这种争论。
许戈辉：这内心深处的软弱是什么呢？
莫言：就是怕让别人不高兴。说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很没出息的人。我现在每次到北京，尽管我女儿有一套房子离机场很近，我明明可以到她那边去我都不去，我要回到我在市中心的家。我都怕出租车司机不高兴，如果我一说到大山子下来，那个司机马上就甩脸子给我看，我这一路就很痛苦。有两次我必须去的时候，我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上车后我先把中华烟甩给他，说师傅我先给你一盒烟抽，真中华，绝对不是假的。然后我再跟你说我去哪里，很对不起。我说请你不要对我甩脸子，那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60块钱呢，所以一路就跟我有说有笑。我就是这么一个实际上很没出息的人。说出来，当然有人说太虚伪了，但这确实都是真的。
许戈辉：如果对出租车司机是不是给自己脸子看内心深处都恐惧，都会像您所说的懦弱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怎么会有勇气写出社会最残酷的现实，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呢？
莫言：这就恰好是一个反差了。越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懦弱、无用的人，越是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作品就是把生活当中不敢做的，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有的人也说过，你为什么写作？那人说，写作的时候，我可以把对那个心爱的女人想说的，不敢说的话在小说里面写出来了。想骂的一个人，平时不敢骂的话，在小说里骂出来了。
莫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然而尽管作品早已在世界文坛得到尊重，莫言还是时常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
许戈辉：对于奖项，您刚才说希望它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但是书卖得好不好可能是现在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再忽略的事了。
我听说您新书的发布会郭敬明也去了，是吗？出版社现在为什么那么喜欢安排不同代的作家来互相捧场呢？
莫言：我想他们是让这两代不同的作家坐在一块儿，看看他们之间能够碰撞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来。再一个我想也是一种吸引媒体的方式，就像今年年初的北京国际书展上，他们来我家接我，然后在车上说，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发布会，我说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不会让什么模特上来吧？后来一看真是上来两三个漂亮的模特，一个人抱了一本《蛙》在舞台上走了两圈，那我怎么办呢？我虽然坚决地反对，但把人轰下去那也不是我的风格。当然我知道这样一发布，肯定会引来媒体的一片喧哗，然后肯定有人会愤怒地骂，这些作家太无耻了，居然让模特上来推销自己的书。现在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完全拒绝，会显得你这个人很不近人情。人家是为了你好，是为了卖书也是为了推销你。人家做这么一些安排，如果你要完全顺从的话，那么你也要做好接受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说可以，有的人也肯定要骂。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作为一个舞文弄墨的现代人，一个媒体人，一个文艺界的公众人物，更要做好接受批评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