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髻，堆在颈后。脸上化了淡妆。眉眼很细，不免平淡，但一笑，颊上有笑展，顿时就显妩媚。看起来，她与新加坡人相处不错，照应新加坡人的行李，嘱咐收好护照，机票，机场建设费的收据，还有随身带的小包。新加坡人亦很乖，听从她的安排，有些安排过细了，是多余的，但却流露出关切的心情。陈先生难免感慨，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来时，站着的是周小姐，走时，却是这一位。三个人在一起，陈先生没有机会问新加坡人的感想，其实也不必。送新加坡人进海关，这两位走出机场，她倒是和陈先生说了一句：是个好好先生。然后两人分头上了出租车，各自去各自的地方。
这女人是陈先生在日本打工时认识，去时上海有婚姻，到那里几年工夫，丈夫有了外遇，自己呢，搭识了一个日本人，当然是有家庭的，便同居着。后来，离了婚，那边不出三月结了婚，这边呢，依然同居着。再后来，她回了上海，那日本人倒也信守为她负责的诺言，一年至少要来两趟，还为她买了房。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寂寞着。将来的事情，更是不能想。关于新加坡人的情形，陈先生一五一十都与她讲了，说明是无希望可言，只是交个朋友。她是什么人？当然听得懂，回说：人生在世，两样东西不嫌多，钱和朋友。欣然前往。以后的事情，陈先生再不去打听。这也是他这一行里的规矩，只管开头，不管结尾。她们也是懂的，陈先生们只能帮一把，不能帮一世，给一个机会，余下的全凭自己，就也从不向陈先生说什么。但拐弯抹角地，听说，她随了新朋友去法国旅游，想这新朋友必是新加坡人无疑。又传说去了新加坡见公婆，这就更对了。不过，凭陈先生对世事的了解，“见公婆”一说一定有误。果然，大半年后，一日在一本帮菜馆里，看见她与原先的日本人在吃油腻腻的爆炒圈子。从这起，至少又过了半年，新加坡人出现了。陈先生接到电话时，他已到了酒店，住下了，约陈先生第二日一早去吃早餐。听起来，午饭，晚饭，都有安排，即便是见陈先生，也只能放在早餐的时间了。
次日早上，陈先生与新加坡人坐在大堂咖啡座里，他要了份美国早餐，新加坡人则要了上海早餐，一碗粥，两个鸡蛋。新加坡人还那样，温和地微笑着，话亦不多。两人相对坐着，各自吃完面前的早餐。中间，见这新加坡人抬起手朝远处扬了一下，顺他目光过去，远处，靠围栏，有一伙男女，正在落座，也向这边招手。新加坡人说：我的朋友。新加坡人的招手和说话，有了一种飞扬的表情，在他一个务实的生意人身上，这两者显得戏剧化，但也挺自然的。陈先生这才发现，新加坡人其实是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怎么说呢？变得开放了。这个词也许不恰当，因他本来就来自一个开放的国家，可事实就是，他变得开放了。现在，陈先生晓得，新加坡人招他来，并不是有事交他办，而是叙叙旧情。新加坡人自己说过，他还是重“情”的。可是，这旧情又如何叙呢？反正，你知我知，就也不必言说了。吃了饭，喝了两杯咖啡，陈先生就告辞了。新加坡人也没留他，两人就此分了手。陈先生走过那桌男女，眼角里看了一下，心里想着新加坡人的话：我的朋友，不觉暗自一笑。新加坡人在这城市里有朋友了，这城市的国际朋友里，多了一个新加坡人，可他到底不会忘记陈先生，他的引路人。走出酒店的转门，眼前一亮，秋日的阳光，爽利地直泻而下。说是早上，其实是和中午差不多时间，假期的生活，总是从午后开始，上海是他们这些人的假日。
2002年3月29日初稿2002年4月15日二稿(原载《收获》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