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呢？”我问。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是非曲直我们不好判断，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智力。”
“什么智力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杨明亮说。
“什么办法啊？”我问。
“我们把专家说的大桥垮塌的各种原因，一一列出来。分别召开了三次专家分析会，请了不同的专家对大桥垮塌原因进行会诊。我们像发选票一样，让专家对大桥垮塌的原因进行打勾。说好听一点，就是由专家无记名投票。”
“这管用吗？”
“不管管不管用，我们最后采用的就是专家投票最多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布的这个原因。”杨明亮说。
“好有意思啊。”
“专家们引经据典，都说的有道理，我们又不懂，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了。对各方面，我们也好有个交待，也说得过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说。
“你别笑我们，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实话实说。”
“你们时间拖得这么久，还有别的原因吗？”我问。
“我们时间拖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单位人员责任的认定上。单位的责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职责可以很好地判定出来。但对具体的个人责任方面，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杨明亮说。
“譬如说，需要承担责任的单位，有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处室，各科室，各班组，具体的人，我们本着绝不漏掉一人的原则，都要仔细地一一甄别，一一分清责任。这个工作量，出奇地大。一晃就一星期，时间耗得很多。”杨明亮说。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问。
“有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责任追究到哪一级？”杨明亮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党中央、国务院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追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杨明亮说。
“这很好啊，旗帜鲜明啊。”
“说是这么好说，可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啊。”
“什么难度啊？”
“往下追还好说，往上追就不好说了。”
“怎么不好说啊？”
“我不说你也明白，说是上不封顶，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自己心里明白，还是要封顶的，我们不可能不封顶啊。”杨明亮说。
“是不是止步省这一级啊？”我问。
“对，你很聪明啊。你从报告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就是追到省这一级。省以上的，譬如说，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及其具体人员，只要没有受贿的，我们都没有追究。”杨明亮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没有责任呢？你想想看，花了30多亿的大桥垮塌了，死了那么多人，不说其它的，至少可以说监督检查没有到位吧，至少可以责任追究吧。”杨明亮说。
“我们调查组内部意见很一致，就是追到省一级。小刚，我们总不能把板子打到我们自己头上吧。”杨明亮说。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啊。”
“看来，你有点批评我们的意思啊。”
“不敢。我哪敢批评你们啊？批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虽然我们没有继续往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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