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富伯和曾科林在雷政委彭县长找去谈了话后同时返回各自生产队去。一路上两人交谈起下放劳动期间的感想。曾科林为自己的同学，好朋友在农村锻炼期间做出卓越的成绩感到钦佩，感到高兴，感到荣幸。表示要向徐富伯学习。徐富伯也感谢曾科林在关键时刻帮他的忙，使他的打砸抢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来县里不会再追究。同时，他也关照曾科林，隋凤桃的事要多去活动活动，使她免受太多委屈。曾科林沉默了好一会，苦笑着摇摇头，“有心无力，小胳膊扭不过大腿。”
曾科林回到南沙湾大队，田秀英告诉他海志强教授和马步高教授在东沙大队挑塘泥的劳动的事情。海志强教授被魏作仁推倒在地，把他簸箕筛子拧断。天寒地冻的，老人回去可能会得病。
曾科林听着田秀英讲述的情形，心里有着难以名状的难受。有些话田秀英有些隐讳没有明说出来，肯定是海教授这次受了侮辱，身心遭受折腾。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在学校时与海教授相处相识的日子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呈现他眼前。
自从听了海教授第一堂讲演以后，他就经常地去教授那里向他讨教。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把主攻方向放在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方面。他深知，经济与政治，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是息息相关的。就历史本身而言，马教授是省内最高学府的权威，也是国内知名学者。无论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世界史，考古学，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是他说了算。可是历史必然牵涉到政治，牵涉到经济事业，这方面，马教授就不那么自在了。或是泛泛而谈，或是依样画葫芦，根据资料，照本宣科。这倒不能怪马教授不在行。他是过来人。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变得老成持重。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他告诫他的同事和学生，在言论上，千万不要越雷池一步。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就这一点，系里一些人，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心里古派”。基于这，曾科林曾经明白地向马主任提出：“吃不饱。”而几次交往下来，海志强却把曾科林这个青年，比作嗷嗷待乳的雏燕，渴求新知，学业上有长足的长进。对他倍加青睐，倒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曾宣称，他打定主意，要像灌蜜糖一样把他的所知灌输给他的学生，包括这位门生。
在讲授中国经济史的时候，他给曾科林分门别类从田制、工商、盐制，赋役等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细讲，比如田制—从殷周时代的井田制，一直讲到于一九三七年废止的苏州地主组织的田业银行。曾科林感觉到直接从海教授的比他从教科书上读到的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他就像饥饿人得到面包一样兴奋不已。他甚至言不由己地问起海志强来：“你出生在海外，怎么对祖国的历史了解得如此之详尽？”他告诉曾科林，在堪培拉，有华侨学校，他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华侨学校读的。他政治经济系的学生也给他提过同样的问题，他也是这么回答的。而海志强要求他把他半期下来听课文给他看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个用心记的学生能把他口授课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受到启发，在讲授世界经济史的时候，无论是对政治经济系的学生还是对曾科林，他都更多的讲述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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