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不可能。
在六号监给家里发过一封信，到现在一个月了，还没有任何消息。这不正常。早该有信回过来了。我现在从六大队分到了四大队，就算回信上是六大队，那么转过来也不需要这么久吧？这么久没有信来，一定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和姐姐背着沉重的包裹艰难地走下楼梯的身影，看到瘦弱的母亲弯着腰一个人在田头辛勤劳作的身影，看到苦命的侄女被不懂事的同龄人讥笑而潸然落泪的身影，我有些坐立不安，心头有股子东西在聚集、在燃烧、在膨胀、要爆发！
冷静下来之后我只有以这里办事效率不高来安慰自己，也许信早就收到了，只是没来得及回；也许信早就回了，只是押在六号监那里没有转过来!
即使能打电话也是相互欺骗，但当我把这个想法汇报给老乡组长肖克利之后，才知道打一个电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咯地方打电话噻要电话发票寄过来，登记好了，才好拨侬打！光登记就要至少一个月！没有两三个月，打电话你想也不要想。不要去跟队长讲了，讲了没用，自寻烦恼的事体。”
“就不能让来队长用他的手机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吗？手机就在岗亭里，还经常在用。”
“不可能！我来到现在还从来没有看到哪个队长会把自己的电话给犯人用的。伊拉阿有规定的。”
我深深地知道失去自由的痛苦了，要是在外面，这样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拿起手机，问题就解决了。但在这里，打一个电话，俨然成了奢侈的梦！
父亲的信
老天有眼，第二天晚上收工的时候，我做贼似地往队长岗亭里瞟了一眼，竟然看到了自己的信！没错！父亲那端庄秀丽的字体清清晰晰！我的心突然之间就着了地，踏实了。
原来信早已收到，也早已回复，只是在六号监耽搁了这么久！
“这也不能怪他们，谁让你们家里寄挂号信呢？这个信在这地方还没有普通的快！因为要队长亲自跑到门口去领回来。队长又不可能天天为你跑的，总归嘛几天去一次，再说你地址又是写的六大队，他们那边一查没这个人，只好放一放。”肖克利的解释徒然增加了我心头的焦急。
“正常！太正常了！”那个头发不多的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没给你扔掉就不错了，我说你应该谢谢他们人民警察！”
这也是犯人讲的话么？
我的遗物，悉数都在桑律师那里。父亲在信中说，家里已经跟他取得联系，但他态度非常粗暴，表示“这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组织手续”，表示一定要见到我本人后才会当面交还。家人是我现在的精神支柱，桑律师的态度，让我对他的形象大打折扣，但是仔细想想，他既然跟家里有过不愉快的沟通经历，这次力求把事情办的稳妥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整包同犯
整包组的车间空空荡荡，怨气漫天。每个人似乎都有憋在心头不肯散去的气，都有着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奇耻和大辱，都有着窦娥六月飞雪的冤屈与无奈。尤其是坐光头对面的那个头上毛不多的家伙，人称“老头子”的。
“老头子”负责教我套袋子，“看、看清爽！套袋子要用脑子套！傻币是套不好的！套不好就是傻币！戆嘟！”口袋被他两手一撑，手势一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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