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小腿，在胸部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让病人坐起来，接过护士递过来的压舌板，打亮手电筒，检查了病人的喉部。接着，他用手轻按病人的颈部。一系列听诊过程结束后，他说:“王老，休息吧，我跟医生商量一下。”回到会诊室，他并没有立即下结论，而是首先排除了几种可能性，之后才诊断为非特异性肺炎。对于用药，他建议不要用皮质激素，因为皮质激素容易给老年人带来副作用，引发高血压等病症。接着，他询问了主治医生的意见。经过近10分钟的讨论之后，这次会诊才结束。这时，窗外已经华灯初上了。虽然身负研制SARS疫苗的重任，钟南山现在每个星期四下午2点都有专家门诊，有时星期六也有门诊。星期三上午，他还要照例查看病房。据他带的研究生说，导师“就连出差在外，还要打电话回去询问病人情况”。对临床诊断的谨慎和重视，钟南山似乎比任何医学工作者更甚。这正如他这次在浙医二院对台下的浙大博士生们所言:“一定要尊重事实，搞医是没得后悔的，搞得不好，是要死人的!”

    在当天晚餐前，他对记者讲述了他有一次给病人误诊的事。那是1971年夏天，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医生。一天，急诊室接到一个电话，说增城有一个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要立即送广州会诊。这一天下着滂沱大雨，钟南山和司机冒雨上路，赶了3小时才到那里。由于病人曾得过肺结核，所有症状似乎都表明是肺结核大出血，在把患者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后，钟南山就返回了医院。但第二天去上班时，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同事们异样的目光。一进主任室，主任紧绷着脸对他说:“他们说那病人是消化道呕血，马上去接回来!”钟南山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动身将那位病人接回医院。“后来发现是一根鱼刺，刺中了胃小动脉，引起病人大口吐血。”虽然病人最后脱离了危险，但这次误诊事件留给钟南山的却是一生也难以抹去的记忆。从此，他就很留心地注意别的医生如何询问病情、检查症状、开单治疗，留意每一位走进急诊室的病人的症状、病因与治疗过程，每天晚上详细地整理当天的医疗笔记，还利用空余时间背医学专业术语和专业英语。半年后，钟南山有了4大本医疗笔记，在急诊方面成了一个熟手。

    在钟南山的记忆里，对他影响很深的人，是他的父亲钟世藩。在钟南山十多岁时，家里多了一群可爱的小白鼠。“那时父亲要做医学实验，但缺乏科研经费，他只好自己买了那些小白鼠，带回家里的书房里做实验。”钟南山回忆说，“那时家里总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来我们家的人还在马路边，就可以循着这股气味找过来了。”做实验的小白鼠带给钟南山很多童年的乐趣。父亲见他对小白鼠这么热心，就有意地让他多与它们接触，让他熟悉小白鼠的习性、生理与机能。受父母的影响，钟南山选择了学医，但他本人认为，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6岁才真正开始的。那一年，他从北京回到广州。有一天，一向不爱说话的父亲突然问他:“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一下子没明白父亲的用意，恭恭敬敬地回答:“36岁。”“唉，都36岁了……”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再说什么。当天夜里，钟南山辗转反侧，一夜难以入眠。“文ge”让父亲这位儿科专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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